随着各种慈善活动在媒体上频频地高调地曝光，“慈善暴力”一词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标榜善良意愿的“慈善”与具有侵略性的“暴力”就这样非常吊诡地拼凑在一起。这样的组合虽是奇葩，却也在良莠不齐的中国慈善界中独自盛放，让各种看客们停下脚步，侧目观看，议论纷纷。“慈善”这个概念到了中国语境中，发生这样的“突变”，到底事出何因，又会对当代慈善事业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语境中的“慈善暴力”：
“慈善暴力”来自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陈光标各种高调慈善行为的评论。徐永光认为“如果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根据他的观点，陈光标的各种慈善行为，诸如“云南盈江与捐款合影”“纽约捐助流浪汉”都属于“慈善暴力”的范畴。他认为，这些看似给予帮助与善意的行为，实际上只是为了捐赠者能获得某种满足。根据陈光标在各大媒体上的反馈，他似乎的确从自己的慈善活动中得到了这种满足。与此同时，舆论普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受赠人的尊严是被忽视的。无论是接受捐款的灾民，还是纽约流浪汉，他们以一种扭曲尊严的姿态卑微地去接受了帮助，这并不符合“慈善”本意。
如果说“慈善暴力”一开始是“由上到下”的施舍发展而来的话，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白血病患者莫向松与十几面同学在某集团门口下跪筹钱可以理解成一种“由下而上”的慈善暴力。身患白血病值得同情也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在寻求帮助过程中采取了一种非常卑微的“跪求“的姿态。这种“慈善暴力”的思维让“扭曲受贈人尊严”成为了慈善一种条件作用，好像只有如此卑微而又高调的姿态才能赢得捐赠者关注与帮助，甚至会认为这种关注与帮助应该“有求必应”。此事一出，不少舆论立刻攻击这种行为是一种“道德绑架”。如此这般，白血病患者不但没有得到帮助，而且还被推向了激烈道德讨论中。同样的，被求助的大公司也陷入了不知道该不该帮的尴尬境地中。
“高调”无罪：
面对诸如此类由“慈善暴力”引起的各种负面效应，陈光标曾经响应道，中国需要这种“暴力”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进步，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争议，讨论是好事，因为这样能唤起更多人对慈善事业的关注。不论陈光标的出发点是否是所谓的“真慈善”，他希望引起大众关注慈善的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而这种“呼吁大家关注”的论述似乎是成为了合理化“慈善暴力”的理由。相比其他指责，在慈善是否应该高调的辩论中陈光标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有很多。支持高调者如原民政部部长王振耀认为，不准捐赠者高调的传统理念和舆论环境，是限制中国慈善发展的瓶颈之一。他说：“比尔•盖茨比陈光标高调多了，他点名让美国 400 名富豪捐款，在中国谁敢这么做?中国的现状是，你让亿万富翁年捐 100 万，百分之一的家产人家都有意见不理解。”根据他的观点，高调做慈善并不能成为指责理由，这只是一种做慈善方式，甚至是一种能推动慈善发展的先进方式。
从“慈善”到“公益”：
然而合理化“高调”意味着能合理化“暴力慈善”吗?这就意味着“暴力慈善”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吗?针对莫向松事件，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认为“求助失当需要制度性解决”。这就指出了“慈善暴力”一个致命点：缺乏制度性构建而依赖一种戏剧化、偶然性，甚至会贬低受贈人尊严的互动来建立施与受的关系。陈光标作为一个财力丰厚的施舍者，实际上做到仅仅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慈善行为。如同公益先行者梁晓燕认为那样，慈善只是一种单向的给予，是有能力的人对弱势的给予，弱势是单纯的接受者。慈善可以是个人行为、组织行为，无所谓对错。陈光标的慈善行为很明显符合这个特征，尽管是以一种“暴力”的形式去实践，但无可否认这是一种慈善形式。
但是，随着慈善发展，社会是需要建立一种更有效的援助制度，这就催生了“公益”的概念，有人形象概括：慈善是授人以鱼，公益是授人以渔。慈善并非现代社会才有，而公益则是现代社会的概念。背后体现了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平等、公正、正义。相比于“慈善”，“公益”更强调赋权，强势和弱势是可以转换的，而且不是弱势者要什么就给什么。再者，它更关注痛苦背后的社会原因与更注重社会规则。
“暴力慈善”的荒谬：
如此一来可以看到“暴力慈善”背后的逻辑是荒谬的，这个荒谬并不是来自捐贈过程中拨弄媒体舆论神经的高调，而是这种“暴力”让大众，特别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走上一条理解慈善的死胡同，好像慈善就是一种需要“卑微的求助者”与“万能的施善者”共同出演一场大戏，求助者越是卑微越是显示出施善者的伟大，越是能得到有效的救助。大家都全然不去思考如何通过一个更稳定、理性、健全制度去寻求帮助。如此这般，所有施与受的关系不但会停留在狭隘的慈善概念中打转，更无法进入到一个“公益”概念，去发展一个覆盖面更广，更有效率，更能保存求助者尊严的救助制度。最后，那些心急如焚的求助者只能重演着卑微戏码，来等待“万能救助者”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