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的南方公益盛典上，徐祥龄先生获颁年度“公益人物”，颁奖词有言：他是香港外展社工的先驱，年近八旬，服务社区逾三十年，老骥伏枥，欲罢不能。从香港迁居东莞，他继续做公益燃灯者，孜孜不倦而惠泽新大陆。与他相逢，平安吉祥。
徐祥龄的做法，是将社工的一整套经验带进毗邻的内地地区。因为有了这一套先进的做法，社区公益因此得到根本改观。在此之前，人们只知有慈善而不知有公益，或只知有公益而不得其法，徐祥龄作为境外公益的典型人物，合拍了中国公益的进程。
香港公益在内地的表现，有一类是像徐祥龄这样，还有一大类则是慈善行动，以香港为基地，对内地灾害或慈善需求进行长距离的资源投送。从后者来看，它与内地惯常的慈善救助并无二致。当然，这类远距离的资源投放，也会间接地培育在地的草根NGO成长。
与香港公益的北上相同，台湾公益也在西进。相较于香港公益在内地的待遇，台湾公益所受到的待遇会更高一些，官方襄助的色彩更浓厚些。原因很简单，在台湾公益的西进过程中，它会被当做是两岸密切联系的一部分，“血浓于水”的比喻找到了恰当的载体。台湾公益组织在大陆的活动，多数是救灾及其衍生项目，其活动上自我节制，低调是主要特征，自行限制与大陆公共媒体的接触深度与广度。台湾红十字会在大陆的救灾就非常低调，但是对活动详情有足够的记录。像慈济的活动，则 耐心地在大陆深耕。
港台公益在大陆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各自所述的内地香港、大陆台湾两地关系的映照。香港更加随性一些，更个人化一些，虽谋求与政府的合作，但不以此为目的，只是作为辅助手段。但台湾公益与政府，一开始就走得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原因不言自明。 台湾公益在大陆的活动，不只是被行政机构看在眼里，也会被大陆公益界人士盯住做比较。慈济在高校开设奖学金之后，就有大陆学者提出：既然允许台湾宗教机构在高校体现存在，也该允许大陆宗教公益组织如法炮制。但这种“攀比”，往往没下文。
有一种比较奇怪的比较倾向，那就 是在面对港台公益时，对香港的会比对台湾的更加敏感。这样说明，香港公益在内地的活动，会导致比台湾公益更脆弱的行动环境。因为这个缘故，现有的两岸三地轮流举办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境外公益对大陆的帮扶，最迫切的工作是“脱敏”。但是要做到这一步，不只需要公益界很健康的运作氛围、 专业务实的态度，更需要监管部门心地坦然，立足专业化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处理境外公益与大陆公益的关系，避免杯弓蛇影，不能因噎废食。
与港台公益的低调作风相比，美国等国家在华的公益投入处在某种退缩的下行阶段。它们的行为方式与港台公益又不同，主要选择的还是大型教育机构，或者借助政府体系展开项目计划。从一些案例看，国外公益对大陆草根NGO的扶持力度在下降，体现了这种衰减或者说撤退迹象。
两年前全球基金撤出中国，被看做是国际公益资源撤华的某种征兆。全球基金与卫生部乃至于草根防治艾滋病机构都曾有良好合作，但针对这个撤退行动，各方的表态不置可否。有下游机构曾委婉指责全球基金繁琐的、官僚式的项目申请，但撤退的真正原因不为外人道。
总体上看，境外公益在大陆公益的起步阶段，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在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性。境外公益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孕育了大陆公益机构的主要类型，是为机构的中国化;另外是将公益模式带进来，促成大陆公益行动的“中国化”。在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境外公益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这种判断的基础是，大陆公益力量增长迅猛，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公益势力突飞猛进，公益资源的雄厚实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因此，以资源导向为主的境外公益，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如果从乐观的角度看，这种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徒弟出师、饿死师 傅”，古话亦然。但是从悲观的角度—主要是考虑到公益生态的健康发展，其实未必，对境外公益的遏制，或会造成隐秘的、难以修复的损害。但从大势来说，这又 不是谁能控制的。
大陆公益确实资金雄厚，表面上看是不缺钱，甚至不缺做事的成熟模式。但考量一个公益生态是否正常，除了要看它能做成什么，更要看它不能做成什么。现有的公益资源越来越集中，体现出官办与民办的垄断化，公益寡头对草根公益的反哺越来越少，这是缺憾。
在大陆公益百舸争流的发展上升阶段，境外公益为底层公益机构带来了资源与模式，辅助了公益生态最末端，可谓功不可没。但伴随着境外公益萎缩趋势的，大陆公益势力并没有接过境外公益曾经的功能—或者说，形势已变，大陆公益在生态建设上，不如理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港台公益经验已经对大陆没借鉴价值。这种判断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大陆公益在经过境外公益的辅导期后，独立自主，无需帮助;二是大陆公益的发展进入某种受控制的阶段，导致它无法继续吸收境外公益的经验，不是境外公益丧失价值，而是大陆公益失去吸取能力。在大陆公益世代轮替看，那些从境外公益中获益的一代公益人，已经成长起来，成为公益界的带头人，成为大陆公益势力的代言人。接替这一代公益先辈的新世代，处在不好的环境下，无法继续从境外公益中获得教益。境外公益的衰微，反映的是公益接班上的困顿。
在徐祥龄百年之后，他一手开创的公益机构在珠三角腹地继续成长，这也预示着境外公益经验在南方的中国化，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这是一种发展类型，但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境外公益的撤离，大陆公益并未及时弥补空缺，带来滞缓，也是令人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