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既是汶川大地震发生6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六个“国家减灾日”，灾难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最近，青岛雨灾因塌墙压倒板房而致18人死亡，全国7个省份的民众都受到了雨灾的困扰，深圳则全城水浸2000辆车，深圳市民在暴雨中的种种“应对”景象占据了社交媒体的高地，然而，人们却将罕见的景象当成“看海”并当街捕鱼，开车如开船只好“自黑自乐”，反思防灾减灾的意识陷入了洼地。
每次灾害到来，我们或会看到各种救灾的主体，如政府机关等人员快速的反应，但国家的资源与公众的关注点大都会转向了救灾领域或是灾后重建领域，前不久，我在一次会议上就听到某位中央官员讲到这样的故事，颇耐人寻味———A县长和B县长同时上任，A县长实抓水利工程，数月后高质量竣工，B县长却毫无动静。洪水来时，A县固若金汤，B县则四处汪洋。抗洪救险，媒体聚集B县，B县长频频出镜，名声大振，且被称为“创造了救援史上的奇迹”，数月后，B县长升为副市长。A县长则恍然大悟，从此不修水利，盼下一次洪水。故事虽有调侃意味，但也多有触动思考之处。
实际上，国际上早有研究观点认为，减灾、备灾每投入1美元，会降低灾害损失5美元。细究我国当下灾难发生后的应急管理机制，硬件物理设施似乎也很先进，但是这些减灾设施并未考虑到如何预防灾害发生，并强调“备灾”的问题。有媒体报道称，深圳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是按照一年一遇大暴雨来建设的，即标准相当于每小时降雨强度约为50毫米，那当然无法应对近日巨大的降雨量。灾害年年发生，为何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却似乎长进不大？
天气预报不等于灾害预报，天气变化属于自然变化，但预防灾害是需要人为参与，况且灾害预报也不一定能预警。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中，中心城区只有一个人在广渠门桥下死亡，而人员死亡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溺水。我们发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设计之初就存在不足。立交桥下边积水很深，原因很多，例如路桥建设，包括一些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路面，降水多，下渗少，径流量太大就容易发生了洪水。但人们常常误认为下沉式立交桥下会有排水系统，而贸然开车经过，有人就计算出这样的公式，水深0.4米的时候就需要用60多KG的力才能推开门，当然如果你真正体验或了解这样的危险，你或会意识到要准备应急锤子，种种人为因素导致的灾难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虽说此次在深圳遭遇大暴雨时，也出现了很多公众自发协作的行动，例如有集体协力推动深陷水中的公交车，环卫工人极力抢修一些设施，深圳交警利用社交媒体不断与公众互动。在这些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正面的情绪被激发，但是在暴雨之后，我们实际上仍未对种种极端情景缺乏考虑。美国在卡特琳娜飓风发生后，就设定了15个情景，给政府或相关部门、公众说明要对这些情景有所了解。从而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反思路径———在非常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为此，如何建立防灾减灾系统更为任重道远。
真的不要觉得灾害离自己很远。实际上，人们对防灾减灾的意识与热情是不能持久的，有人还专门对淘宝网上的应急产品销售情况进行统计表明，在2011年日本发生3·11特大地震后，仅出现过一个小峰，一个月后就消沉下去。
在一次暴雨中，有两个外地农民工帮助别人推在水里熄了火的车，推着推着井盖被冲走，最后两人都遇难了。这是井盖被冲走后，无人值守后导致的。后来，在另外的暴雨中，有人出来在无井盖旁当“人体指示牌”，但这也表明，发生灾害后，谁是防范灾害的第一响应者呢？而实质上，第一响应者，同时也可能会是受灾者，为此，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就是防范灾害的响应者，而不是只是“等、靠、要”的人，而此中发挥社区居民的合作力量最为紧迫。
多年前，“救灾”还是中国主流词汇时。近年来，“科学防灾减灾”与“人文社区重建”需要成为新的公益认知。又有谁知道———日本面对灾难走过的历史，是从单项减灾，走向综合减灾，走向危机管理，再走向BCM (业务持续管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