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考虑问题的视野，终于从行业小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大层面或者说战略层面或者说文化层面或者说哲学层面或者说思想层面或者说宗教层面。反正不管在九天十八层的那一位阶，想中国的公益能量问题时，像经济学家考虑“经济”，像政客们考虑“发展”，像科学家考虑“技术”，像诗人们考虑生死存亡，这样那样地高调起来。
也因此不安和羞愤起来。我不担心过去考虑问题的视野领域角度有问题。当面对一座小山需要翻越，或者当面对一个人需要开颅手术的时候，不去低头爬山，不去埋头动刀，却去考虑什么国家体制宗教哲学文化，这是危险的，甚至是可耻的。现在不安的是，因为我像一阵风快速吹过公益行业的河流的时候，发现，这条河是流淌得如此的缓慢，如此笨重，如此心安理得，如此不自知困顿。
“公益行业”从“挂靠”走向自由
每一个行业走向欣欣向荣的过程，都是打破专制的过程。如果有人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活过，他一定非常清楚这个道理。记得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SEE基金的捐款人王维嘉接受访问时说过，以前民营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是到处遭受社会的非难。三十年之后，民营经济或者说国民自由经济，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奠基石，它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信念。他由此相信，三十年之后或者说不需要三十年之后的中国“草根社会”，也会成为公益的主流，有着现在无法想像的形态。
民营经济刚刚发展的那些年头，我年纪尚小，只能道听途说。依稀记得当时陆续流行过两个词汇，一个叫挂靠，一个叫下海。挂靠是从组织形态来形容，下海则是从业界从业人员的方面来说道。
所谓的挂靠，是指当一个民间人士，想要办公司时，工商局是不太给注册的。当时虽然国家的政策似乎鼓励人人争当“个体工商户”，但现实中，个体户是极难杀出一条血路的。你在街边支个小摊卖馄饨或者卖袜子，尚且有可能以“扰乱社会秩序”被人抓起，何况你想注册一个公司，把从福建偷渡来的电视机、打火机，运到北京的某个地方“倒买倒卖”。于是，当时的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办新公司困难，在老公司下挂靠一个“部门”，总是可以的。办私人公司、民营企业困难，在国有企业下承包、挂靠一个车间，应当总是可以的。
于是，一些有能力的人，就开始到处挂靠。挂靠的过程是一个变通的过程，是一个化解的过程。是一个无资源者想做事时，向有资源者递交投名状后获得一小道门缝的过程。但挂靠也是充满凶险的，因为你要借别人的道路行走，交买路钱过道费是当然必须肯定的，更凶险的是，有了收益大家都来抢劫，有了风险大家全都一齐推让给你。
但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神奇。越是没有资源的人越有运营资源的能力，越是带伤前行的人越走出健康强壮者根本走不出来的轨迹。越是身患百病的人越能够自我化解。越是无路可走的人，最后能走出一条谁都无法走上的道路。
“挂靠”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最好的解冻和化冰。但中国社会的冰层是如此的丰厚，解冻了一层还有一层。经济组织上略微解冻了，社会组织上的冰层仍旧丰厚无比。水泥式的企业容易解冻，鼠标式的企业、文化式的企业、思想式的企业，仍旧封冻无比。因此，即使到今天，假如你想办一家出版社，一家杂志社，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你仍旧只能采用“挂靠”的方式。这样的后果是你苦心经营出来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随时可能会被没收。你个人的命运，随时会被恩主们改变和扭转，甚至找出各种理由，投入牢狱。
在今天，注册一个社会组织，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也仍旧需要采用挂靠某个政府部门，由这个政府部门出份表示愿意接受投靠的文件，民政部门才可能批准和注册登记。于是，在当今，表现出来的形式，经常就是国有的“社会组织”下面，挂靠着许多无法注册登记的“专项基金”或者“志愿者小组”。专项基金是从公募基金会角度来说的，志愿者小组，则是从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的角度来说的。
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以梦为马”的人一样，挂靠同样是对公益行业最伟大的变通和化解。一些无组织无纪律无资源无资历的人，通过挂靠找到了进入公益界生存并发展的机会。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原先都是给权贵们开办的，获得经营许可证的人，往往不是高级官员就是高级商人。但权贵们又往往是不屑于真心经营的，因此，其手下的办事人员，以及认识这些办事人事的人们，就得到了许多挂靠、承包、转让、公权私有化的机会。
当前最火热的挂靠，当然是国家级公募基金会的各“专项基金”。有一年，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一次圆桌讨论时，原来在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任职多年的徐永光先生，对来参加会议的廖晓义女士说：“你现在的思路要转变了，你已经在青基会下成立了‘乐和家园’专项基金，意味着你现在就是公募基金会，随时可发起向社会募捐的各种业务。因此，你以后将不可能再缺钱，只要你愿意向公众说清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以及你要如何做这些事。”
我想，当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成立“大爱清尘”专项基金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感动的。我想，当同样著名的“调查记者”邓飞，在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下成立“免费午餐”专项基金的时候，他内心的焦虑一定迅速消解。他们一定会从社会自由公益人士，迅速找到“国有公益人士”的那种快感和安全感。他们相信，有了基金会的红帽子罩着，在资金募集上，他们将无所不能。
我想，当著名明星李连杰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下面挂靠壹基金的时候，他内心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开始时的欣喜，转化为后来的不安。民营公益行业的挂靠，同样必须经历当年民营经济挂靠的那些困苦，流淌够民营经济的那些血泪，甚至有些人必须成为民营制造国有的牺牲品。才可能慢慢带动这个行业从专制走向自由。李连杰当然是幸运的，壹基金在深圳成为了中国差不多第一家民营的全国性公募基金;壹基金的理事会，也从李连杰个人发起，成为了万科、万通、腾讯、阿里巴巴等诸多基金会共同的顶托。
“公益专制”分为至少三大类型
在我看来，李连杰这样的公众焦点人物，所发起的壹基金，同样是“公益专制”的一种类型。
在过去，公益只属于国家所有。绝大部分公益行业，都由政府承诺去兑现。因此，会出现春节时困难企业的领导们给困难职工送大米;也会出现某个领导善心大发时，给某些低收入行业的职工送慰问金。自然地，也就会出现“希望工程”、“母亲水窖”、“保卫母亲河行动”这样的国有公益大项目。
于是自然地，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家级部门，下面都有“基金会”，我记得与环保有沾亲带故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至少就有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防治荒漠化基金会等。中华环保基金会是1993年成立的，到今天已经悄然生长了二十来年，可公众不太知道这个基金会的存在，原因多多，不去详解。这里只想说明的是，过去，人们要想做环保，往往必须把资源捐赠给这家基金会，再由基金会分配到“需求方”，过程是如此漫长和缓步，过程中如此的专制和蛮横。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才真正引发了人们对公益专制的一次警觉。当公众纷纷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捐款的时候，这些基金会是把钱再拨付给了四川省、甘肃省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就是说，公众的爱心之里，又一次汇聚到了政府的渠道里。于是大家想不明白了，这个社会过去运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可能这样一次又一次毫无廉耻地没收公众的公益能量和公益热情?
这个感觉过去是存在的，只是更加隐性。过去，看到孩子们上不起学，心酸难耐，于是有些人就想要捐建“希望小学”。然而他们找到希望工程这样的机构，发现希望工程是归团中央及各地“团省委”管辖的。有些地方的团省委团市委，就公然悄然猛然暗然地对善心大发者说，你要在建设的费用之外，再给我们机关的账号上，打多少多少钱，作为运营费，这个事情才可能做成。一些人表示惊诧，一些人表示可以隐忍，一些人可以本当如此，于是，诸多的捐赠故事，就在人与人的各种交接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起来。
如果说国有公募基金会算是公益专制的一个类型，那么这个类型的特点，就是社会的公益能源必须流淌到他们的水库里，再由他们奢侈、缓慢、专柜、虚伪地分配。公益能量的流通和转化是如此的缓慢，公益能量在服务需求的过程损耗是如此的高比率，公益能量腐朽和发霉的概率是如此的高，都一度让诸多善男信女唏嘘不已。
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公益行业的新希望。于是，在当今中国的民政部门登记册里，堂皇而躺着四千多家“基金会”的大名。这里面的绝大多数基金会，都属于“非公募基金会”。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权贵，于是，在当今中国的民政部门登记册里，沉睡着至少几十万家由这些知名人士、高能量人士发起的各种公益组织。
于是中国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畸形。无论由政府部门直属，还是权贵人士发起的基金会、公益组织，公众都很难感知他们真实的活力。平时的时候睢不见，只在“大地震”之类的大事件上看到他们闪现的身影。公益的诸多边缘角落看不见，只在助学、养老这些领域偶尔看到他们在忙碌。且不论这些基金会发起的初衷和经营的模式是什么，我们只看这些公益能量，其沉淀和淤积的比例，甚至高于政府直属的那些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其原因，倒也简单，就是这些基金会，只服务于董事长们的理念，而不是服从于行业职业人员的理念。只服从于发起人的意志，而不服从于社会的真正需求。公益，又一次在“专制”面前，丧失了活力。
于是，李连杰、李亚鹏、王克勤、韩红、王凯、邓飞这样的自由公益人士就出现了。但社会喧嚣忙乱盲从一阵之后，发现，即使是名人带动的公益基金或者甚至促成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也仍旧有“第三次公益专制”之嫌。原因很简单，就是无论是哪一次的公益专制，其原理，都是吸纳社会资源，然后再由这些公益水库囤积后，进行再分配。在这时候，分配的方案和过程，就远比吸纳的过程来得重要。
公众信任某个人，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权委托，任由其分配和转手，这无可厚非。公众信任某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公益理想全权委托，任由其经营和增持，这也值得赞赏。但问题在：任何的公益能量流通，都是需要至少三大模块互动才可能无缝完成的：一是公益能量的输出者，二是公益能量的枢纽或者说增持中转者，或者说路由器;三是公益能量的接收者或者说接收渠道。这三大模块任何一个地方交接不畅，中转不灵，都可能出现公益能量的专制与淤积。
但就像上世纪“自由经济人”头戴“国有红帽子”一样，“挂靠”代表着力量的震荡，也会成为社会公益经营“理想照耀现实”的矛盾集中爆发地。公益挂靠如果搞得好，社会上的活力四射人士借公募基金会的名头直捣中国公益需求最旺盛的黄龙，对中国公益能量的新生，有极大的价值。民营经济替代国有经济的过程，是这样过来的，民营公益替代国有公益的过程，也必将以这样的方式扭转和涅槃。自由公益人士对僵化固执公益体系的借尸还魂，任何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其过程是如此的惊心动魄和真刀实枪。搞得好，就是相得益彰皆大欢喜的“冬虫夏草”;搞得不好，就是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尔虞我诈的“怀刃相向”。
评估下来，当前社会公益能量经常失灵，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公益中转枢纽相对贫弱。贫弱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发起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公益职业人员，只让其当秘书和随从，而不让其自己作主去努力拼杀。二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发展时间尚短，无论你如何的用力，经验尤其是诊断力穿透力终究不足——就像一个初入急诊室的医生，无论他如何的焦虑如焚，奈何尚未身怀绝技，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病人在受苦和呻吟。
“共生型公益”正在出现
其实，一个社会真正的公益形态，是共生。或者说，当我们被各种基金会、各种社会组织的迷雾所障眼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自古以来，公益能量的流动办法，都是“就地快速流动”。在当今，社会上流通得最快的公益，也都是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的社会里。某个同学生病了，大家一起给他发起募捐，不需要通过基金会，也不需要委托社会组织。某个村庄要建寺庙，村里人委托几个人帮助打理，寺庙也就建成了。某个持续遭受环境污染的村庄，村民们自发起聚钱去打官司，同样不需要公益组织在里面插手协作。
新媒体、社会暖化更是给这样的快速流通型公益带来了生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往往与这个社会的资金流通速度有关系。如果公众老是把钱储蓄起来慢慢花用，那么，其在公益的表相上，也是喜欢把钱委托给政府、企业或者公益名人。而一个社会如果不喜欢做水库型，而喜欢做小溪型，那么，人人都是小型的公益能量体，人人都是小型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这时候，公益基金的流通和闪现的速度，就可能会加倍和翻番。我不知道一个国家正常的公益流通速率应当如何计算，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的公益流通，障碍处处，大坝小坝处处，确实是淤积过度，腐烂成风。
快速流通最大的障碍，是对一件公益需求的迅速传播和鉴定，然后在最短的半径内，让公益需求转化为社会的公益消费需求;在公益半径所到达的范围之内，大家此起彼伏地帮助解决。在电子时代和快速支付的时代，所谓的公益半径，根本不是物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你对这个事情究竟是不是认同和支持，是影响你是不是愿意出手援助的真正关卡。
没有几个公益需求是需要在初始阶段就必须投入极庞大的资金的，绝大多数公益需求需要的是启动资金和社会扶持所带来的行动信念，然后在过程中慢慢地开始流转和壮大。我们的好多公益理想之所以快速萎缩，就是当某人想要跃起的时候，周围的人不是帮助起跳，而是拼命压服。
于是，这其实暗暗地逼迫着政府、企业、公益名人们转型，或者逼迫政府、企业和名人所成立的公益运营机构转型。以前，我喜欢说基金会要从“审判型”走向“服务型”，社会组织要从“专制型”走向“发动型”。后来，我又说基金会要从“待字闺中”型走向“主动追逐型”。现在，我要继续说出我的理念：无论是基金会、社会组织还是公益名人，都要从“集资型”走向“共生协作型”。
具体的模式，估计可叫“破碎化”、“随机化”、“就地化”。当某个人想做某事，他在媒体或者新媒体上开始表达，他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开始小范围感染，他拿出自己的资源开始小范围试验，然后，其理想往往就会被某个基金会或者某个社会组织或者某个公益名人所感知。这感知可能是最高领导的直接接收型感知，也可能是其运营团队的快速扫描后觉察。这时候，公益能量聚集体们，要做的事，就是迅速发动自己的团队，对其进行初步的判定，然后迅速找到其最佳合作点，开始发动社会来一起协作。
举个例子，如果某个村庄要修条通往山外之路，过去可能是这个村庄的村长带着村民苦修二十年。后来，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拨笔巨款然后找工程队爆破和平整。而现在，需要的是某个人登高一呼，然后率先投入一点能量，然后，各路英雄都把自己的能量，依据进度汇聚而来。很快地，这条路就修成了。这样的过程，是捐赠的过程，是评估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透明的过程，是公示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共生的过程，是互动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公益能量从此完全打破专制，进入自由流淌的过程。
从需求来出发，而不是从资源来出发，才是公益行业打破专制的核心动力。一个人得了疑难症状，大家快速帮助找到好医生和好疗法。一个人受了冤枉被送入牢狱，大家可以需要迅速找公益律师。一个人心思萌动想要出发做公益，那么你捎句话给他一点鼓励，就可能促成一个公益菜鸟开始蹒跚学步。
而当公益专制成“癖好”的时候，从业者往往忘记了最初的成因，需求成了资源，资源成了困难。困难淤积在那里，成了公益专制的一粒粒肾结石。对自己身体不好，对公益行业平添阻碍，制造骚乱，激发矛盾，对社会更加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