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在2009年出现后,带动了持续数年的新技术对公益的推动。公益人士中对信息变局保持敏感的,开始用微博筹款,并且将救助、呼吁等行动过程与新技术结合,从而开创了有别于传统公益的方式-在那种方式里,公益作为权力的附庸而苟活。
对邓飞及免费午餐的讨论,也都会集中在其新技术使用上。这样的讨论自然是需要的,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更多的潜藏的机理。直到师曾志、金锦萍用新技术赋权理论解释它,这才展现了新公益背后的新技术面貌。没有无缘无故的解放,公益也是。
新技术对公益的显著推动,属于2011-2012年,这个基本上都会得到承认。那么,在过去的2013年,当微博公益等步入某种程度上的正常化阶段之后,又该如何看待新技术对公益的价值?人们都相信看得见的,那么,新技术在暂时看不见的情况下,做了什么?
进一步说,当免费午餐仍在使用新技术募款的情况下,过去与现在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区别就是当一个人在2011年与2013年捐款时,眼界与期待或有不同。过去,可能只为了快捷捐款,而现在想的是“可以改变”,更多地从公益项目转为看待自身。
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或许说力有不逮;可如果有一群人、乃至于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想问题、看公益,局面就会全然不同。原因就在于,被技术唤醒的这些人将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反过来推动技术应用的增长。而新技术的成长,又将继续着力于更有力的公益行为。
技术是人的延伸。根本在于,新技术提供可能性的公益,也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公益”了,而是将公益的终极目标变得更有把握,至少更像是有了路线图。比较这三四年的变化,随着更多专业人士进入公益行业,去年是对公益初衷加以“维稳”做得最好的一年。
新技术让人们对公益更有信心,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行动改变。关键的一个改变是,人们对原有限制的认知得以更新-具体而言,就是限制不再成为限制,或者说,限制的约束力下降。即使新技术上被附加了新的限制,但公益行业受其影响要小得多。
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经常都是“沉潜着”发生的,如果不去追踪赋权理论的进展,似乎都找不到可见的线索。然而,改变终究是在酝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领域。微博之后,微信取代新技术的头把交椅。微信技术的潜力正在被发觉,公益静候一边。
在北大的一项社会事件评选中,已用“信息社会”取代“公民社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改变都是有道理的。这并不是意味着“公民社会”降低了在目标清单中的优先地位,而是说在新技术的“信息社会”,可以专注于信息变革,不要错过它提供的细节及可能。如果要对来年做一点预测,公益变局的主要线索估计仍会保持在新技术与行动力的锻造上,但这两方面力量的增加将让它们更加结实。目前还不确定的是,微信作为技术变革的优势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种不确定性,但似乎不能从微博的“遭遇”中寻找借鉴的答案。
今年以来,公益界内部的研讨活动有必要更多,新技术的可能性需要在公益主题下做更多协调。微博在筹款方式上曾经做过类似的努力,但那时已经遇上微博的式微期,但愿微信的支持可以更早取得进展。这也考验着大公司对已然亮明目标的公益的诚意与否。也要承认,公益对新技术的使用,存在着“贫富差距”,穷者越穷的现象非行业乐见,但却是在扩大的过程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公益的新秩序在新技术推动后,也需要做出调整。有时是新技术本身潜力有待发掘,有时是公益格局有待优化,最好找到最大公约数。
由此可见,这一年很可能是需要进行巨大协调的一年。新技术并不会自动地产生优势,或者说,它在过了被无意识使用阶段后,即时调试的方向有赖于公益界提出需求的对接。这又将是比跨界更迫切的统筹,在此情况下,理论、原理、行动方式也会迎来新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