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力投资：将公益引入市场

罗纳德·科恩爵士

　　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将两个不想干的伙伴撮合在一起：社会公益与财务回报。有人认为，这种资本主义与慈善的催化性混合导致了一种全新经济。在此，我们探究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勃勃雄心，以及对通向现代经济麦加的道路的不可回避的挑战。

　　想象一个上万亿的行业，其间社会企业中的股份在公开市场买卖;想象这样一个时代，其间个人和机构能够将个人的热情与其投资组合相融合。随着慈善家、投资者和企业家逐渐结成一体或多重身份兼于一身，这样一种经济——即通过一次愉快的交易可以提供给投资者社会和经济回报的——开始变得靠谱了。

　　这种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相混合的概念代表了对社会应该如何运作和交易的彻底的反思。将社会部门转变为一个可行的市场，需要对其进行彻底改造，以创造一个可以与企业联手，吸引富于进取的投资者的社会部门。

　　这种改弦更张是由许多因素驱动的：

　　l 看到资本不足、疲于奔命的慈善机构为了善举而竭尽全力，却未能对成效进行评量或测量;

　　l 因市场崩溃所引发的对营利原则的强烈不满;

　　l 对政府资助猛烈批评，并强调委托项目的成效和结果;

　　l 意识到当今社会中的贫穷与不平等比可能比20年前更普遍。

　　这些视角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即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将连续谱的两端——慈善和营利——连接在一起。

　　近十年的市场的面貌

　　这一愿景价值非凡，充分发挥了另类市场的作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新的、有价值的社会资本。我们希望是它能吸引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无论是具有商业头脑的慈善家，还是具有社会使命的企业家。这种投资的价值，包括其社会影响力将通过一致认可的评量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这种新经济无法治本，那么它至少能避免或减轻社会的苦难。

　　社会影响力投资所基于的“混合价值”概念得归功于杰德·爱默生(Jed Emerson)——曾经是社会工作者，现为学者，他对自己的描述是，“偶尔”在哈佛、斯坦福和牛津大学商学院开开学术讲座。

　　按照他的理论，价值是“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行为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所有的企业(无论营利还是非营利)都会创造混合价值——唯一值得辩论的问题是，它们通过运用三重底线框架使价值的构成要素最大化的程度。所有投资都会有构成多元要素的回报——唯一的问题是为了获取由这种资本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这种资本是如何被结构化的”，爱默生在“混合价值导图：2003年思考和进步盘点”一文中解释道。

　　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爵士作为“布里奇斯风投”、波特兰信托董事长和政府支持的社会投资特别小组负责人，目前又担任“大社会银行”独立顾问，一直充当着英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先锋。他提出了如下的愿景：“具有企业家头脑的一代毕业于商学院、新创企业、高成长企业和社会部门。这些企业家意在产生一种有益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极其聪明，系人中翘楚。他们清楚，社会日益动荡，而这对于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鉴于这样的机遇，他们将会把私人部门投资和管理技能用于社会企业，并开发出符合私人部门的效果和绩效测量标准。”

　　但在我们抵达这种慈善理想之境前，还有漫长而崎岖的路要走。

　　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的现状

　　虽然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业已出现，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要素和范围仍然是不清晰的——对于具有慈善头脑的投资者来说，参与的方式和手段日趋增多。新基金、中介机构、平台、工具和方法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负债经营、资助、债券或股权交易。

　　社会影响力投资可能导致某种资本亏损，或者可能产生经济回报;它们可能是有风险的，或者没有风险。吸引慈善家的是这些投资通过循环使用，可以比直接拨款资助更多的项目——或者确切地说，你可以收回你的钱。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不是取代“传统”慈善或政府拨款，而是传统慈善的一种扩展。

　　政府称这种新的资金流为“第三个财政支柱”，并在其战略文件中描述了这些资金的可能流向：“我们的愿景最终是看到个人和家庭选择某种社会投资作为其个人储蓄账户(ISAs)或养老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从英国950亿英镑的慈善收入和用于社会投资的捐赠资产中切掉一块……哪怕只是这些资产的5%，机构管理资产的0.5%，以及英国个人储蓄账户中5%的零售投资，那也会释放大约100亿英镑的新融资能力。”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范围介于商业级投资(融资优先)和慈善投资(影响力投资)之间(见下图)。

社会目的组织
 传统企业
 
慈善团体
 社会企业
 社会目的驱动的企业
 
仅资助无交易
 交易性收入和资助
 潜在的可持续性大于75%；
交易收入
 通过交易达到收支平衡
 剩余利润再投资
 社会目的驱动的盈利分配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
 配置一定比例资金于慈善的公司
 主流市场公司
 

　　尽管美国资助者Colby Dailey认为，这种区分是无用的。但在“策略慈善”网站博客中，她这样写道：“与其思考典型的影响力驱动投资和财务驱动投资的分类，不如将其描述为具有为社会回报买单的‘意愿’。

　　我想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某种为社会回报买单的意愿，不管这可能是他们赋予回报某种价值，如符合其使命目的，还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如可能自愿放弃市场的利润回报。

　　以这种方式思考影响力投资者，将使我们能够把影响力投资行业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两极化的，以相互竞争的动机来为投资者定位的行业。

《大问题》社会企业董事长和《大问题》投资CEO Nigel Kershaw

　　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回报

　　围绕社会投资有着许多期待和“炒作”。最近有些人乞灵于信念。摩根大通全球研究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观察了十年，设想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新资产类别，预测其市值为4000亿—1万亿英镑之间，利润回报可能为1830亿—6670亿英镑。

　　根据监测研究所报告，在未来5-10年，影响力投资可能增长到全球管理资产的1%，从而形成一个5000亿英镑的市场。

　　这些预测看来是乐观的——观察一下发展已30年的小额贷款，只是在过去12年中才有了一种显著的加速度增长。

　　根据慈善救助基金会风投部的最新报告，自1998年以来，小额贷款受益者的数量增长了12倍，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组织数量增长了10倍。

　　小额贷款投资中介机构从1994年的零发展到2009年大约有122种投资工具及其他行动者，代表着价值大约为82亿英镑的资产类别。这包括在线点对点资助平台Kiva等参与者，Kiva自2005年以来投放了约1750万贷款。

　　据报告，现在小额贷款跑赢了主流市场，并获得了稳定的回报。“社会投资论坛”认为，在过去12个月，小额贷款回报增长了5%，而全球股票却缩水达30%。

　　然而，社会投资者是否应该期待市场利润回报自社会投资呢?

　　布里奇斯风投(Bridges Ventures，管理基金达1500万英镑)——拆分为布里奇斯风投基金I 和II，布里奇斯永续地产基金和布里奇斯社会企业家基金，旨在获得至少100%的资本回报——基金经理和执行董事安东尼·罗斯(Antony Ross)认为不应该这样期待：“社会影响力应该是社会企业DNA的一部分。投资社会企业既提供了经济回报，又提供了一种悉心追求的社会回报。投资者公认，所付出的成本的确在旨在产生社会影响力。”

　　前面提及的摩根大通/洛克菲勒的报告包含有关回报预期和影响力投资的实际回报的第一次大型数据分析。基于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从1000多项影响力投资采集的数据，该分析报告表明，投资者对于影响力投资的经济回报有着广泛的期望，从特许到跑赢市场的回报。对于那些有着实际回报的影响力投资来说，实际收入与所报告的回报预期是相符的。

　　然而，《大问题》社会企业董事长和《大问题》投资CEO、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Nigel Kershaw回避与“普通”市场回报进行这种比较，在描述投资机遇时也避免使用“混合的”或“次市场”的标签。

　　“许多人谈论什么次市场基金、混合型回报等，我说没有什么次市场或混合市场，因为如果你以那种方式看待它，说明你假设这个市场是标准的。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新的资产类别，一个首创的类别，你不能将其描述为次市场或混合市场，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首创的新类别。我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最难的是看到，我们正在创造某种创新的东西。但这也是最正面的东西，因为那些将与我们一起共事的人是那些看到我们所做的事具有开拓性的人。”

　　“如果我们打算消除贫困，那么我们需要成为开拓者。我们需要新思维。那种使有毒资产进入并污染该领域的陈旧的有毒思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取自于市场，并从市场失灵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并以此为基础来创造社会效益。”
    回报风险

　　追逐战胜市场的回报存在着危险；吸引寻找利润的商业资金的压力也许会导致“使命偏离”，即组织运作不知不觉偏离了原来的关注焦点。例如，小额贷款机构可能发现自己偏向了大额贷款，因而偏离了原来打算服务的小额借贷者；它也许会重新调整关注焦点，从难以进入的农村社区转向了较易进入的都市社区。这取决于那些关注社会影响力的资助者积极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不少组织公布社会审计报告，与年度报告一起发布，这使投资者可以密切了解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力，并对社会回报进行监测。

　　糟糕的是，当商业和慈善动机不是融合而是相互冲突时，结果可能完全适得其反。小额贷款模式提供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小额贷款看上去是一种通过低息贷款让金融上的受排斥者摆脱贫穷的妙招，目前在全球范围受惠于此项服务的人达1.31亿。毫无疑问，小额贷款证明自己是一项可行的战略。然而，在最近几月，由于在印度安德拉邦省一系列的自杀与借贷者无力偿还贷款有关联后，小额信贷机构（MFIs）受到了监视。

　　国际头条新闻揭示，累积的负债可能对借贷者造成了伤害，因为他们需要支付的利息通常要高达30%。

　　更严格的管制、尽职调查和透明度可能是有帮助的，但丑闻对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出了警告，必须提防小额贷款的社会抱负可能遭到逐利的商业投资者的排挤，从而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社会投资市场的行动框架

　　A．开放公共服务；B．税收激励；C．商业环境；D．商业支持

　　E．市场基础建设；F．融资与优胜

　　面临的挑战

　　如果社会行动被商品化、资本化，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那么的确会有一系列棘手而代价昂贵的问题有待应对。

　　心态必须改变，新行为必须采纳，更多的工具有待创造，基础设施需要建设，概念需要检验，记录有待扩展，产品需要提供。规则和立法需要更严，而在有些情况下则需放松。

　　小额贷款市场目前经历着大量的不完善，包括碎片化的交易流程、缺乏共同的语言、技能的空白、缺乏有活力的基本建设，以及在测量社会影响力上面临的持久困境。

　　慈善资金在应对这些问题上非常活跃。基金会和信托基金利用资助来吸收私人资本、创造金融工具、数据库、标杆和框架，以及投资于社会企业（如慈善援助基金会的风投、布里奇斯风投、《大问题》投资和费尔巴恩基金会的金融基金）。

　　建立社会投资股票市场来缓和浮夸的交易流动有一系列的步骤；我们已看到不少新产品的发行，如首次直接将绩效与利润捆绑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和将不同的资金流集合在一起的新资助模式，如公平金融。社会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正在不断推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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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4-1-27 15:34:00 |只看该作者
　　社会影响力测量和评估

　　需要破解的最棘手的难题是如何评估社会影响力，以及如何打包出售。

　　“新慈善资本”率先在英国启动了影响力测量和评估，创造了各种工具、提供了思想领袖和支持。最近它又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和荷兰Adessium基金会创立了“社会影响力分析师协会”（Social Impact Analysts Association），旨在资助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实践和专业化，以增强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和活力。

　　“新慈善资本”认为，了解社会影响力对于该市场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你打算让更多的投资者通过加入这个市场接受更大的风险，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获得的是低于市场的经济回报，那么他们一定想知道他们获得的社会影响力回报究竟是什么”，“新慈善资本”慈善分析部部长爱奥娜·乔伊（Iona Joy）说道。

　　“新慈善资本”战略部部长特丽丝·拉姆利（Tris Lumley）乐观地认为，未来社会影响力测量一定会令人满意：“一些组织脚步很快，我很乐观，成效测量最终会始终如一地做下去，并为绝大多数慈善机构所采纳。一些东西可能比其他东西难以测量，但这不是不去测量的理由。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领域是真正无法测量的。测量重犯率也许比试图了解如何应对寻求庇护者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创伤来得容易。但如果你不测量影响力，你就无法恰当地管理你的工作——最糟糕的情况是，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的干预可能让受益人的状况恶化”，拉姆利说道。

　　“新慈善资本”的社会影响力测量和评估体系是众多创新测量工具、共同框架、等级评定及标杆之一。许多组织勇敢地面对挑战，创造了自己量身定制的体系——尽管一些机构，如英国志愿者组织理事会（NCVO）资助委员会，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想法。

　　资助委员会主席菲奥娜·艾利斯（Fiona Ellis,）认为，“这种做法使非可比数据测量激增，从而使共同倡导的效果和不同方法之间的比较变得非常困难。当许多组织更倾向于建立自己的测量体系时，这也令资助者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这导致各个组织不得不提供另一套数据!”

　　资助委员会与“新慈善资本”一起呼吁建立一种共同的、跨领域的测量方法，如艾利斯解释的：“譬如，预防犯罪慈善机构使用一套测量指标，戒瘾慈善机构使用另一套测量指标，由此测量指标是依照问题，而非根据组织和恰当的‘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方式划分的。”

　　还存在着一些“黑箱”工具，如基金会中心的“评估社会影响力工具和资源”(参见http://trasi.foundationcenter.org)。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ment network ，GIIN）—率先发布了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体系，这是报告影响力投资社会、环境和财务绩效的共同语言。

　　但在这个市场取得一致性之前还有很长的路，才能真正评价干预的社会影响力。
 
对社会投资市场创建者来说，好消息是在与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家相关的高端捐赠者和机构投资者中间已存在一种偏好混合产品的需求，尽管还不大。目前该市场在英国大约有2亿英镑。为满足这一需求而创立的“创不同投资”(Making a Difference Investing，MAD )共同创办人Anna Sofat说道，“我们发现，在那些对负面筛选和社会责任投资战略不抱幻想的投资者中间存在一种愿望，他们想积极地利用其资金来引发社会变革。我们称其为价值观驱动投资，而非如社会责任投资那样的价值观意识。”

　　实际上，一些慈善基金会拒绝下述想法，即资产可以投资于与其使命相左的基金。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资助和贷款给在“与使命相关”领域中运作的组织。

　　例如，艾斯米·费尔班恩基金会(Esmée Fairbairn Foundation，EFF)认为，自己采取了一种“慎重而带点实验的方法”。2008年，该基金会启动了2千万英镑的资助基金，旨在吸引其他投资者加入，以证明混合回报的潜力。

　　友诚基金会(Friends Provident Foundation)也尝试性地迈出了影响力投资市场的第一步。

　　然而，英国的Panahpur信托比其他任何一家基金会走得更远;去年它决定将其550万英镑资产百分之百地投入影响力投资，其执行长James Perry解释了个中原因。

　　在其颇带挑衅性的小册子《慈善的终结》中，James解释道：“自相矛盾的慈善范式已逐渐站不住脚。认为人们为了将资金投资于应对由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持有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利润而利用其资产的企业中的资本，这种想法不言而喻是成问题的。”

　　然而，绝大多数基金会和信托机构羞于使用低于市场投资回报的“使命相关”或“项目相关”的方法。一些基金会和信托机构解释了《慈善委员会指南》(CC14)中有关英国和威尔士慈善机构的比较模糊的“信托责任”的内容,即取得最高投资回报的义务。不过，这可能会有更改。慈善委员会为此很快在2010年12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对CC14条目作了澄清。

　　看来英国政府支持“使命相关”投资这个概念。在其《战略和愿景》文件中说道：“在慈善委员会指南的推动下，慈善基金会可能是最接近社会投资市场的投资者。”

　　英国政府自身的承诺体现在税收激励中，从放松管制到减轻科层管理，如CC14，并建立王冠上的宝石——大社会银行。大社会银行将充当社会投资市场的发动机;金融批发商和成长催化剂。大社会银行的目标旨在使社会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获得其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需要的资金和忠告。

　　随着更“有利的”环境有了立足之地，人们希望社会投资可以给现行的慈善资助危机提供一个渐进的解决办法——尽管其影响力至少在另一个十年还无法指望能感受到。

　　人们担忧，目前非常抓住决策者眼球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会持续太久，这个脆弱的市场随着资金没有地方可投而崩盘、深陷泥潭。

　　Perry认为，应该允许影响力投资市场发展。“它有潜力成长为某种令人惊奇的东西，但它需要培育、研究和发展，需要更多的引领。”

　　下一步

　　目前还缺乏成熟的投资组织，这一工作应当由动力信托(Impetus Trust)等慈善创投家和UnLtd等社会企业家来落实。Ronald Cohen爵士认为，大社会银行慈善基金会将会资助这个领域。吸引资本的需求必须与能够利用这种资本的发展组织联手。

　　开拓型基金会、个人慈善家和组织必须在全球范围携起手来，建立这个新市场，并投资其产品。

　　然而，如监测研究院(Monitor Institute)断言的：“迫切的问题是，数年乃至十年后影响力投资是否依然是一个小规模的、杂乱无章的、无杠杠作用的小生境——换句话说，领袖们是否能聚集在一起，履行这个行业的清晰承诺，使这个新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互补力量，能够提供为解决迫切的社会和环境挑战所需要的资本、人才和创造力。”

　　Ronald Cohen爵士的答案是：“在政府、慈善部门和资本市场和支持下，这些新社会企业家将会以一种新的、有力 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引领人们前进，这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改善。企业家精神近年来为企业所做的，也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目前为社会所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