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公益报道所谈及的公益问题，NGO从业者并不买账，甚至认为新闻记者并不入行，多为门外汉做无解之功。对于两者而言，由于媒体多秉持批判角度，而招致不喜人家批评的NGO的反感，而NGO在注重传播倡导之时，又不得不重视各种媒介的利用，故两者之间只能暂时融洽相处。可是，对于媒体的批判，在事实理据上尚缺一些着实的调研基础时，其批判总是有“隔靴搔痒”之嫌，可对于公众对公益理念理解尚浅，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也会引来轩然大波，对于此，NGO在碍于衡量伤害权重之时，只好做回避或是淡化处理。这种种不得已的角力带来的是一个比较胶着的公益传播文化氛围。
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从公益报道而言，当下一些公益报道倾向于“公益”与“公民”两条主线的重叠，在推崇一些公益理念时，尝试做一些跨界理念的倡导，此些公益报道多以“人”、“事”、“社会价值”三条主线加以包装，向大众宣扬一些行动与改变的价值理念。此类报道会让很多公民行动者在做公众倡导时多注重一些新闻噱头，并借力新闻媒体共力推介公益精神。近来此类公益行动多被媒体记者所关注。但在猎奇心态与媒体自身的狭隘导致了一些倚赖行为艺术做政策倡导的NGO只能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人们在信息与新闻上的传播快感。此类涉及表象与理念倡导性报道很像快餐，吃多便腻，两者都会逐渐厌烦。在外界环境如此逼仄之下，近来此类新闻已逐渐淡出。
可一旦进入行业内部系统性的报道，由于一些记者缺乏大视野与实地调研的基础，常使他们在进行报道时，多捕获一些表象东西，一旦涉及评价与批判时，不考虑历史背景、外部环境变化、公益伦理边界，其结论常差之千里，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隔膜与误解。另外，在NGO行动领域参与报道时，更强调记者自身要带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知识素养，方能概括与理解行动的种种逻辑，及其背后所指向的社会问题，而非纠住一些细节问题来放大谈资效应。故此，只强调行动所带来的效应评估，而不做行动逻辑链的梳理，其报道的立场多存在误差，会给推动行动聚合的NGO带来一些舆论压力。
媒体喜好冲突与矛盾是天性使然，譬如当下一旦有基金会与小型民间机构之间产生误会，倾向保护弱者的媒体心态必会显现，要不从“钱”或“事”上搜集新闻素材说事，要不就强调“弱肉强食”的斗争理念，变成基金会与小机构之间的间接评判者。曾有记者暗下将基金会资助小型机构比喻为富士康廉价剥削劳动力，对于此类判断，如果单纯剥离当下公益生态发展面临政治、社会、经济多种阻力不言，只拿资助款项大小、力度如何而言，这足够变成一些私下可自我演绎的概念判断，然而一旦涉及一些技术分析，如从社会效应与长期效应评估，此种合作在公益链条上必然需要的一种配合。毕竟基金会在动员公益资源上处于强势地位，小型NGO处于执行层面，两者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分工，只是在这分工之间自然有一些标准的分歧。但放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太负责任的报道取向。
在公益报道时，有些媒体还喜欢制造概念，此类概念有给公益“定性”之嫌，譬如在解剖某个公益项目之时，或是一项巨大的公益行动上，概念造势、概念赚卖点是新闻操作的一些隐藏的倾向，毕竟要迎合读者的品味，以及制造一些话题性。为此，定性之作肯定惹来公益行动者的反感。推动一项行动本属不易，还要面对言论漩涡，自然引来公益从业者对媒体记者的疏离。喜好制造概念会搅乱了公益理念的有效传播，也会逐渐模糊了公益本该有的一些伦理边界，更让记者在脱离现实语境之后对公益要义的理解渐行渐远。
每当有记者在提问题时，天然带有批判性倾向时，一些基金会传播官员自然会带有警惕之心，毕竟有些问题并非基金会所能应对，当下公益政策层面都处于比较混沌状态，自然有一些混沌的从事原则，一旦涉及问责时，尤其是公益问责更容易导向道德宣判时，更让他们有所吃不消，此让民间公募基金会尤为警惕，他们面对的是民间捐赠人与公众。官办公益组织却并不理睬这些，照样能我行我就，活得万般精彩。从记者操作层面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新闻性必定带有一些个人价值取向，这是涉及新闻采访技巧问题，姑且不议。而对于公益带有的批判性倾向，这要有一些事实层面的积累方可做进一步的批判，要不然又要变成“定性”、“定罪”的非议之作。
对于公益行业的“批判”，于我的观察，除了事理分明之外，不可或缺的是一种系统性的理解，以及适度地“宽容”，所谓系统性理解，即从大社会的角度来探析公益行动背后的价值指向，再从内部的肌理去探析公益行动所涵盖的内涵，对于一些必然存在的“试错”，千可不能判断“死刑”，或是做道德宣判，这就是适度地“宽容”，从一项公益行动的发起到执行，这时间的跨越并非一朝一夕即成效，不妨从站在民间立场上，做一些鼓与吹，再从技术层面做一些补充建议，而媒体直接效力地是向大众宣导公益理念，推动公益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