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土地权利

里根、 撒切尔与邓小平领导大转型的启示

　　肯尼亚随机、武断、自上而下的土地分配制度造成了国家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动荡，最终导致了肯尼亚的全国选举，建立了新制度。

　　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土地权益。国际人道主义为什么更加重视土地权利?因为在任何一个社区，房屋、土地、自然资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资产，能够给个人生活带来确定性。好的政策体制和流程，能保证资产的确定性，对普通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重要影响。

　　过去几年，国际人道主义的概念和框架有所变化。传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定义属常识，比如挽救生命，支持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维护生存尊严，进行灾后救济等。这种援助主要是针对短期个人基本需求，强调在各种治理纷争中保持中立性。

　　但是过去十年，天灾人祸的要素越来越复杂，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国际人道主义必须重新打造认知框架。重建、发展、法治、恢复，已成为人道主义的四大基本要素;另外，把人的尊严与全球人权联系起来，从根本上影响了人道主义的一些救援方式，即当人的尊严在短期或长期受到影响，都应获得人道主义的援助。

　　现在的人道主义援助，针对灾后重建或战乱纷争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所有灾难都会提供打包的解决方案，充分考虑各种各样的诉求。

　　世界上有些区域，存在非常严重和普遍的结构性贫穷。还有些区域，居民对资产的所有权受到极大限制，这些都需要解决。

　　资产是人的生存最基本要求，是保障人类尊严最基本的支柱。政府的一般政策，比如法律、立法、农业政策包括土地征收规则、私营行业、民间机构都影响到人的生计维持。民间社会也可以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可否发生功效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计。此外，还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政治影响力。

　　基于上面这些支柱，我们开发出脆弱性指数和贫困性指数，再以这个指数评估大家的生计水平，如资产、收入和财务状况、安全水平、社会稳定程度等。

　　基于人权的人道主义视角，人道援助既要解决普遍性问题，也要解决一些地方性问题，特别是要针对基本权利被剥夺的群体进行援助。过去那种对中立性非常狭隘的诠释，如今已被视为不可持续。如1964年全球建立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所秉持的那种中立原则，在当今社会已经过时，许多国际组织都放弃了。现在不可能完全与当地社会运行的实际规则分割，采取一种绝对独立的立场。

　　人道主义的组织希望解释生计脆弱性一些独特的地方性原因，不去审视和分析，用千篇一律的办法，不可能解决生计问题，这意味着，如果你想缓解人的痛苦，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治理结构。

　　因此，严格的人道主义的组织，包括国际儿童援助组织和专业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如果想到一个地方去实现援助使命，首先应充分了解当地的治理，而且还要与当地的权利组织有很好的合作。因此，各国国内非政府组织有非常关键的作用，NGO的参与非常重要，许多国际人道主义机构都有很多NGO合作伙伴。

　　民间社会的行为非常重要，只靠官方一家，许多活动会持续不下去，必须发动起民间力量，特别是要发动权利被剥夺的人的力量，他们对当地情况了解更深入，让他们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保证自己的权利诉求。而且要找到最能代表基层社区和基层公民权益诉求的NGO，把人道主义的生计概念与公民行动要素融合起来。NGO一定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内NGO的能力建设——因为本土最基层的组织往往最能实时了解人们的切身感受，成为政府解决问题的重要补充。

　　所有国际人道主义的组织，都非常重视这些融合。他们希望有一些非常的办法帮助居民摆脱这种困境。而且，作为人道主义的倡导者，要与发展主义研究人员有更好的交流。我们要认识到，高度的生计脆弱性指数意味着严重的权利贫困。

　　两年前，我作为专家在联合国的会议中有个发言。我回顾了一下，肯尼亚随机、武断、自上而下的土地分配制度是如何造成了国家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动荡，最终导致了肯尼亚的全国选举，建立了新制度。在这个发言中，我大量使用了基于人道主义新认知框架的脆弱性指数和贫困性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