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政府治理的中西差异 - 义工新闻 - 宁夏义工网【官网】

昨天晚上刚下飞机，就先去我们在杭州一个打工者集中的地方形成的观察点“草根之家(公益组织)，参加高校学者和志愿者们与各地农村来的打工者的交流。现居住在杭州的外来打工者人口总量约有250万，相当于杭州常住人口的40%左右。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政府治理改革而言，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杭州谈“我们”，和“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希望把这250万外来打工者纳入到杭州人的“我们”之中。

　　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主要讨论社会经济变迁对政府治理结构调整的影响。应该关注的是，杭州和一般的产业资本集中区在经济结构上有着基础性的不同。

　　一、西方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杭州”不适用

　　当阐述社会矛盾变化和政府治理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受制于两个对立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也是两个本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是阶级斗争理论，一个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理论。如果把这两个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使用，常常会感到它们都不一定能够适应转型中的中国。

　　为什么?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其实是在西方19世纪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中形成的。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之后西方产业大规模转移、到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问世、再到以金融为中心的第三产业的推进金融全球化，原来在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阶级矛盾也随之已经转变成市民社会的矛盾。

　　大家可以看西方经济社会已经发生的典型的“V”字型转变。(如下图)

　　我们如何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V”字型变化呢?其实，这表明西方在社会成本上推造成的产业危机压力下，只能不断向外转移具有内生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制造业。在这种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同一时期之所以造成V型，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来支撑跨国公司在股市上形成题材、拉动经济愈益金融化。我们认为，产业资本及其与生俱来的阶级对抗大都转移出去，才是西方形成市民社会占据主流的基本条件。

　　据此看，对于我们来说，这两个在西方对立的主流本来具有一前一后的阶段性，但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主要还是西方的产业转移——之所以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有同质性的原因，主要在于都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还基本上是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在产业收益率极低的条件下恶性竞争;因此，在产业资本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发生与西方19世纪阶级斗争过程类似、而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方当代公民社会的经验。

　　结合以上分析来看杭州的不同特点在哪?

　　如果看杭州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中出现的“两个50%”，这里确有调整政府治理结构的必要。

　　杭州是一个产业结构趋向于高度化、已经使第三产业占比高达50%以上的地区。在这种调整期间，经济结构在向第三产业转型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基础性变化。随之，它的社会结构已经从一般低层次的产业、低收入市民这样的社会结构，转向中等收入市民占50%，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群体占绝对比重这样的社会结构。与这两个50%对应发生的，则是政府构建良性治理结构的与时俱进借机调整。

　　由此可见，杭州的社会经济基础变迁及顺应其变化的上层建筑调整，就会和仍然处于一般加工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有所区别。

　　要理解这样的变化，我们还要进一步和西方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特点做一个对比。

　　二、经济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

　　当中国人想按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来构建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治理的时候，会发现我刚才讲到的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阶级斗争的体系和市民社会的体系，两者都未必适用。当代西方以金融服务业为主来引领经济，形成服务业占引导地位的高度现代化经济结构，但它的贫富差别也在拉大。并不因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贫富差别就会缩小，相反：经济结构越高度化，贫富差别越大。

　　可见，经济高度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并不意味自由民主。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我们所要的这一切可以通过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来实现。世界70亿人口中只有0.001%的富裕人群，而且主要集中在西方。西方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带来的是贫富差距加剧，政府在这些问题却上束手无策。

　　在经济结构最高度化的美国，GDP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制造业占比下调到约11%，农业占比下调到2%，这个高度现代化的结构似乎是全球的榜样。但，金融中心华尔街仅容纳了30万人就业，当它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的救市投资却无法有效地针对在这种极化经济结构约束下的不能就业的弱势群体，因此，只有1%的人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可见，美国这种危机困境是由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很难靠谁的主观意志改变。因为政府必须得去救那占GDP85%的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而不可能去救仅占11%的制造业和2%的农业，客观上就会导致“有复苏无就业”，贫富分化越来越大。

　　其实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第三产业占比高达56%，但它的贫困人口数量也是世界最大的。并不意味着经济高度现代化就解决贫困，反而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极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

　　这是一张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做的对比图，表明中美两国的不得温饱的穷人占比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4年中发生的变化。该图的右侧是我从网上下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美国公众解释自己为什么参加这场运动的理由，主要是失业和收入下降，不能养家糊口。这些数据和个案佐证了以上关于经济现代化客观上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分析。

　　连带的更为严重问题是，西方这种贫富差别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推高负债提供社会保障来维持平衡。看西方社会先看美国，它现在的政府负债占全球的一半。并且，不仅官方负债是一个非常大、还在不断增加的数字，私人负债也在加速增加，总计相当于全球GDP的100%，这几乎是不可逆的趋势。

　　我们再看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负债，欧盟从债务底线上看已经属于不合法存在，因为使它得以成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身规定了入盟国家政府负债的合法性底线。现在欧洲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严重不平衡的局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只能是政府财政普遍高负债的同时制造过量流动性来对外转嫁高通胀，这种现代化政治模式在全球危机面前已经暴露出制度成本过高转化为非法负债的一面。

　　所以，能不能按照一般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调整经验来追求高成本的现代化，来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的治理结构?至少还是值得调研和讨论的。

　　三、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软着陆作用

　　中国人并非没有做过努力。我们在100年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在跟随西方。但时移境迁，根本没法走西方的殖民化的道路，大量原住民人口仍留在国内。而又往往在每一次危机过程中都表现为大量失业，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性的冲突。因此，中国人百年追求西式现代化，教训多多。

　　到目前为止，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认为还没有公认的确定答案。很多主流学者说中国劳动力便宜。可这早已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印度、印尼、孟加拉等亚洲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得多。那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FDI不进那些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而纷纷进入中国呢?可见，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

　　第一，是中国政府的低负债率!中国大约两百万亿物质财富作为基础与政府制造的130万亿金融资产之比，相对于西方的经济泡沫化而言要合理得多!

　　西方国家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负债，而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目前乃至今后数年内政府负债最低的是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有条件用政府负债投资的方式，在这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对内陆做基本建设投资，以此拉动其他投资。换句话说：只要政府长期投入于基本建设，就会为其他各项私人的或外部的投资创造“搭便车“获取机会收益的投资机会。

　　这一点比较优势只在中国有，这就是中国仍然吸引外部投资的原因，这几乎也是当今工业化国家高负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我国唯一还有的比较优势。

　　第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如果我们接受上面这个观点，就可以明白中国的城乡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都会把城乡二元结构当成非常负面的状况，因此大家都批评“户口”，基本上成为国际词汇。就像80年代很多老外到中国来，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马马虎虎”。

　　现在大家都说“户口”，其实很少有人注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以庞大的乡土社会所仍然保留的东方理性，承担了整个产业危机或者代价。

　　我们最近出版一本新书《八次危机》告诉大家，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凡能够顺利转嫁的，城市的产业资本就软着陆，危机也就解决了;凡属于不能转嫁的，就会硬着陆，每一次硬着陆都会砸出调整或者“改革“。

　　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大调整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硬着陆造成的;同理，80年代的大改革也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不能向乡村转嫁造成的。

　　因此，今天谈到“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中央政府2002年强调城乡统筹?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维持乡土社会可持续。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做到城乡一体化，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

　　我们还得知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

　　四、关于东方理性的讨论

　　那么，为什么一般国家的农村不能接受危机代价、使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得以软着陆呢?

　　主要差别在于，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能够消解城市危机，就在于它20世纪上半期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藉此完成国家政治建设所必须的全面动员，同时产生了一种“土改红利“。

　　其实，如果认真看东亚社会形态，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中国乃至中国台湾，都具有借中国大陆土改红利形成的重建“东方理性”社会的条件。

　　东方理性的内涵，主要在于“内部化机制”;其运作基础可称为”农户理性“，接着，在农户理性之上是“村社理性”。

　　根据我们的研究，农户理性存在于可以”“具有内部化整合机制、形成家庭组合投资功能”的家庭单位之中。村社理性则是由于村级占有土地所有权，得以对农户做财产分配和收益整合、而使农户理性在村庄地缘血缘环境条件的约束下得以放大为村社的内部化机制。

　　简言之，在土改这种无偿分配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无风险资产”的条件下，这两种理性都能够使得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可以在村社或农户得到内部化进行处理的条件。

　　在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西方模式的殖民地原始积累?中国不仅是在最初的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内部化制度(这也是现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大的竞争力);而且，在后来的产业扩张阶段同样靠原始积累形成的制度及后期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来完成产业扩张。

　　这个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土社会，以及乡土社会内在的东方理性能够使得“内部化机制”有效存在，并且有效地化解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在今天应对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变化中，仍然希望这种能够有效应对的机制得以加强。

　　据此，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个机制就是稳定我们乡土社会内涵的东方理性，能够以此来使“我们”这个概念变成国际化的语言。

　　五、中国社会“金字塔”型的稳态结构

　　刚才讨论了土改红利，要知道土改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都变成了小有产者。其实按照西方阶级斗争的理论，小农应该被叫做小资产阶级。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由过去的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以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社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占比较高，但处在社会结构的夹层位置。

　　过去农民分了地以后都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89%，接近90%，远高于不到60%的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农民几乎100%拥有私人房产。同理，中国的农村土地也将近90%是在农民手里，他们即使在企业打工也仍然是小有产者。

　　此外，城市还有大量没有达到中等收入的小资群体。

　　总之，中国城乡小有产者群体大约占总人口的60-70%，另外20-30%是中产阶级。再上面有5-10%富裕群体，大富群体占5%不到，构成金字塔的顶端。

　　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5个亿，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的两倍。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底下的赤贫群体，所以就不会导致社会严重不稳。赤贫群体越大，社会不稳越严重。中国金字塔底座是小有产者，这个结构是稳定的。

　　这个稳态结构，客观上要求人们理解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学会从过去对待小资的方法汲取经验来学会对付中资。

　　但是，今天中国的中资还不是西方公民社会意义的中资——最大的不同是不纳财产税。例如，我们都属于中资，单位替我们扣税，自己几乎不去纳税。迄今为止，中国间接税占92%多，直接税占7%还差一点，并且直接税中由个人直接去缴纳的占比极低。尽管有庞大的占人口20-30%的中资人群，但这个中资的政治诉求是要不纳税的权益(vote for no tax)，因此，历史地看，这个中资还不是西方的公民社会。而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中国是有分散的中资利益诉求而非西方那种政治化的中产阶级群体。因此，中国才有所谓政府协调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的中资利益的可能。

　　当把这些基本特点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杭州强调“我们”，争取为中产阶级提供能够满足其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表达渠道，由此，可以形成政府和中产阶级诉求的有效结合……

　　这些政府治理的结构调整，大大超过了过去高校接受的阶级理论和市民理论。但只要把这两个理论放一放，我们来看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所形成的结构变化，就能够更多地增加一些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什么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跟从资本导向的城市化，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少有人注意到每一份资本集中都对应着一份风险集中。而风险集中将导致城市危机爆发。所以，城市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危机在城市爆发，而如果没条件对乡土社会转嫁，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硬着陆。

　　可见，中国最近10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合理的，不能简单推进城市化。因为没有办法学习西方向国外转嫁危机代价，中国人必须靠自己能力走出和谐社会的道路。

　　最后，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说，西方高度现代化的模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能“摸”了，这个石头摸不着。因为在我们前面的主流是金融化，能走这条路吗?至少应该持怀疑态度。为什么?

　　最近中国10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看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是发动二次大战，我们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也有说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客观看这些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改出西方道路的努力，但政府如何在社会治理上根据东方理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结构调整，还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习惯强调“我们”……这个“我们”概念本身，一定有内在理性的支撑。这个内在理性的本源，主要是东方理性中的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村社理性，一个是农户理性。若这两个理性能被杭州在确立以“我们”作为改善政府治理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成功借鉴，用于我们今天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城市社会之中，那杭州政府的良治，就有可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