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商业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商人向慈善家转身。香港蓬勃发展的商业慈善事业表明了其已经提前进入到这个时代。港商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慈善商业时代的标杆，为世人所敬仰。探究港商们热衷慈善的缘由，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香港商人独特的慈善精神
蔡嘉伟、赵国洪/文
谈到商人，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奸商”、“铁公鸡”、“冷血动物”等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汇，油然从心里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感。这些传统观念似乎早已经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千百年来，“唯利是图”是商人恪守的信条，是商人都要追逐最大的商业利润，甚至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攫取极端财富。然而，这些观点看法对于时下的香港商人来说，却纯属荒诞谬论。他们认为，只有行善积德，才是延长财富、让家族企业可以持续经营的必经之道。
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我只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用在香港商人身上尤为合适。在港商眼里，慈善似乎变成了商道的代名词。当事业取得成功，企业步入良性、健康、稳定发展的成长阶段，手中积攒了巨额资金时，钱财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阿拉伯数字，只是一个财富标志，他们的眼光会情不自禁地转向慈善事业，并表现得乐此不疲。就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赈灾活动中，港商展现出的手足情义，出手大方就让人惊叹不已。比肩而立的李嘉诚、邵逸夫二位巨富各捐款1亿元，李兆基父子及恒基兆业集团捐款总额也已过亿元，协助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特别是当地学校的重建工作。这一切无疑令国人为之动容。
华人济世，渊源悠久
寻根究底，这些信念和行动其实渊源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善，吉也”。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慈善”二字合用，则是“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以上记载，说明了在古代建立在“慈善”之上的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广大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因此有人将此视作慈善事业的最早发萌。中华民族自古孕育出了许多的大慈善家：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西汉宣帝时的黄霸、隋朝的“循吏”公孙景茂、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也出现了无数推崇慈善事业的商人。最值得称赞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中国的慈善事业，同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也首屈一指。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乐善好施的典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慈善精髓等均来自传统文化的馈赠。
传承传统，港人精神
流着中华民族血缘的港人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仁爱思想，热心慈善、乐善好施成为了沉淀悠久的香港精神之一，体现着港人的传统美德。港人经常举办各类筹款募捐活动，无论在街头、大型屋村或百货商场，人们不时会遇到手持筹款箱的人员趋前询问：“可不可为某慈善机构捐款?”在香港，各种慈善机构多达数百个，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近百年来香港社会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关调查显示，香港有关机构要求慈善捐款的信，平均每一封可以得到60美元(约410元人民币)的捐款，这比起美国只有10美元和英国的5美元捐款都高得多。而据香港青年协会近年发表的研究，在2000多名15岁以上的受访香港市民中，超过九成(93.7%)的人曾在年内捐款，包括直接将金钱捐给有需要的人士，或通过团体、组织等间接帮助有需要的人。香港慈善团体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三：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赞助。其中，香港赛马会、香港公益金和香港奖券基金，都是全民拥有的慈善组织，由政府委托有信誉的人士出任理事，负责管理。这几个大基金会，再捐助其他小型的慈善团体和社会服务组织，监察它们的管理，扶助它们成长，在香港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公民社会，这对于今天香港的现代化成就有很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香港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当然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商人的身上，他们常常把企业和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积极利用商业渠道组织和开展多种慈善活动，通过设立基金会的形式,把大笔大笔的捐赠基金用于慈善事业的各方面。可以这么说，对于活跃在当今世界商业舞台上的那些香港商人而言，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他们也承担起了对社会的更大责任。也许在许多情况下，商业利润和社会责任的搏击，会给他们带来两难的选择：分担社会责任可能就要减少企业利润，企业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倘若漠视社会责任则会影响企业声誉，冲淡商业利润。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港商都依然无条件地支持慈善事业，风雨无阻。按照港商李嘉诚的话，“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言必行，行必果。到2004年，李嘉诚投在慈善项目上的善款，已经达到了50亿港币，其中71%投往中国大陆，尤其是一些内地偏远贫困地区。
投身慈善，缘于责任
为何港商如此需要并热衷于慈善事业?笔者了解到，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除了因为这是港人精神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激发着香港商人主动投身慈善。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社会上普遍流行这几种说法。有些商人认为，行善就是行善，行善令人欢喜，帮助别人，自己也快乐。还有一些则深信，生意会失败，财富有时而尽，但行善却可以在生前打通人际网络，在死后流芳百世，是具有长远收益的社会投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建立家族名声，福荫子孙。特别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法制不健全之下发财的商人，或多或少，都占有不光彩的经营行业或手段，如投机倒卖、无牌照经营，等等。为了补偿声誉，必须大力捐输，从而为家族重建声誉，让子孙可以在社会立足，得到尊重。
到了近些年，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发展，社会各界不断呼唤社会责任，港商们越来越感到慈善行动的态度需要有所变化;企业发展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到社会责任不可忽视，不少负责任的企业也用行动在履行社会责任。正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深刻感知，履行社会责任变成了港商的一种时尚、一种追求、一种自觉。许多商人又有了新的动力投入慈善事业，很多甚至将大部分身家捐助于慈善事业。
新的慈善动力首先来自于港商们的新信念。他们深信慈善行动不仅仅是悲悯，更是一种精神坚守，还是一种对公平的追求。财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应当“还富于民”、“还富于社会”。这成为了他们从企业家向慈善家转身的精神动力。
慈善动力还来自港商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尝试着用开办企业的精神来投身慈善，确保慈善事业能够取得针对性的成效，以策略性的手段投入资金，结合政府部门和社会伙伴，持续经营，能够让受助的弱势社群感染到企业家精神，促使他们将来自力更生，避免一辈子都停留在受众的角色。正是因为如此，港商们往往更注重对于援助基础事业的发展。
结语
“施比受更幸福”，香港商人深谙此道真谛，在慈善的道路上，他们总会成群结队，结伴而行。港商们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转型，不仅为香港慈善文化的土壤里输入了丰足的养料，推动香港慈善事业的向前发展，更强化了这些叱咤风云的财富英雄的个人魅力。同时，港商积极转型所形成的这种趋向，也启示并激励着包括内地商人在内的更多致富后的人们，在为自己谋福利时别忘了造福人类，完成自身精神的升华。
